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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死后老翁赠女友购房款又反悔 万文志律师:赠与行为中处分自己财产权益的部分依法有效

[日期:2017-06-15] 来源:  作者:joy [字体: ]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上诉人王某的委托,指派万文志律师、陈红梅律师担任本案二审代理人,参与本次诉讼活动。在接受委托后,代理人查阅了一审的案卷材料,就相关事实询问了当事人,并依法出庭参加了本案的法庭调查。现根据法庭调查的基本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围绕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本案的基本事实是:

上诉人王某与被上诉人张某自2005年相识之后建立了恋爱关系,0911月,上诉人购买汽车时获得被上诉人资助58万元。201038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妻子死亡。2010531日,王某和张某二人共同购买了位于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的一套房产,产权人登记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两人。该房屋于20101024日卖掉,所得钱款存于被上诉人处。201012月,上诉人购买静安区房产时,被上诉人从其个人账户中汇给上诉人480万(其中包含卖掉第一套仙霞路房产的220万元)用于购买该房产,该房产登记为上诉人一人所有。

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

1、  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错误?

2、  对于被上诉人赠与上诉人的第一笔购车款以及第二笔购房款480万的效力应如何认定?

3、第一套仙霞路房产所卖掉的款项中是否有上诉人的份额?

现结合上述争议焦点,上诉人代理律师观点如下:

一,一审判决违反了地域管辖的规定,并错误的适用了简易程序,同时在审理中未行使法官释明权,判决超越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关于地域管辖问题。

被上诉人张某在法庭调查中对于起诉管辖的依据为合同履行地,并声称是提款银行所在地,这一说法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按照民事诉讼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履行地”的确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书面约定;一种是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即《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本案是一起赠与合同纠纷,赠与的是货币,即使按照被上诉人所称以合同履行地作为起诉管辖的依据,也应当按照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即仍然是静安区而非长宁区。

于简易程序的适用问题

民事诉讼法非常清楚地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以一个独立章节的方式予以详尽表述,本案涉及到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且当事人间争议较大,同时由于很多案件的难易程度,在审理之前是无从确定的,所以争议标的本身就是我国确定级别管辖的一个重要标准。471万元标的,加上复杂的法律关系和当事人之间存在的较大争议,显然不属于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范畴。

关于未行使法官释明权问题。

一审程序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严重违反了证据规则的规定,既未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告知诸如除被上诉人外的其他继承人参与诉讼,更未也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34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证据规则的这一规定体现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从实体上看,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范围(诉讼内容与标的)由当事人确定,既不应缩小,更不得扩大,应仅限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反诉请求,法院无权变更、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这也是对当事人诉权的尊重,同时对于当事人没有请求的事项则应无需审查,更不得在法律文书中品头论足或予以处理。因此才有了证据规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同时,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指导意见《法官行使释明权解答》中对第35条的阐述,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的认定不一致时,法官应当作如下释明:
   
1)告知当事人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及理由;
   
2)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3)询问当事人是否按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进行变更;
   
4)当事人不同意变更的,告知不予变更可能导致的后果,即当事人变更的,法院将按变更后的法律关系性质进行审理;当事人不予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

对于被上诉人的第一笔赠与是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附条件赠与,还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系处置了被上诉人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效赠与的问题;被上诉人的妻子作为可能的利益相关方已经死亡,没有被上诉人的妻子作为适格原告参与诉讼,一审法官甚至连询问该笔财产是否属于被上诉人夫妻共同财产并要求其进行举证的程序都没有,何以断定该第一笔赠款系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并依此判决?

同理,对于被上诉人的第二笔赠与是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附条件赠与”,还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系“擅自处分财产的赠与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财产权益,同样属于无效”的问题,在如此重大的法律关系和行为的效力与当事人主张不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如要查清事实,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如果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就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在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法院依法通知可能的遗产继承人参与本案诉讼,并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再作出判决。然而,这些基本的程序要求全部被一审判决违反,出现了这份完全南辕北辙的判决书。

“在人民法院发现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向当事人履行告知权就直接作出裁判,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公正。

仅仅基于以上一审程序中存在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几个问题,二审法院就应当依法撤销原判,发回并责令移交有管辖权的法院重审。因为,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前提和基本保障。

二、就第二个焦点问题中的第一笔赠与款的效力而言,我们要问,被上诉人赠与上诉人的58万元购车款是否必然属于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一审判决凭借被上诉人“妻子尚在世”的法律事实,由此主观臆断出被上诉人当时“赠与的大额钱款”属于被上诉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在“妻子尚在世”的法律事实与“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认定事实之间,凭借简单关联进行武断推定,这显然是认定事实不清。

我国的《婚姻法》确立了有关夫妻财产制度的“法定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以及“约定财产制”三种形式的财产制度。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来源,包括夫妻双方或一方所得的财产,但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属于个人特有财产的除外。

夫妻双方可以对夫妻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如果被上诉人与其妻子对财产归属进行了约定,该约定是有效的。法定属于夫妻一方个人的财产,包括一方婚前已经取得的财产所有权,即使该财产在婚后才实际占有,该财产仍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也包括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指定仅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

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如果一定要依职权来认定被上诉人在“妻子尚在世”的情况下“赠与的大额钱款”的财产性质,只有在依法对上述三种财产情况分别进行查明,且在排除被上诉人“赠与的大额钱款”既不属于约定为被上诉人的个人财产,也不属于法定为被上诉人的个人财产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且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的妻子在世时,被上诉人赠予的购车款为58万元,与被上诉人的财产总数相比,也显然不会超过夫妻共有财产的1/2,并没有损害到被上诉人妻子的财产权利,又鉴于被上诉人妻子已经去世,可能存在的利益关系已经不存在,应认定该赠与行为有效。

三、就第二个焦点问题中第二笔480万购房款的效力而言,我们要问,被上诉人在妻子去世后原告向被告资助数百万元购房款,被上诉人是否属于“擅自处分财产的赠与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财产权益”,是否当然无效?如果无效,是全部无效,还是部分无效?

首先,从事实上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在被上诉人妻子死亡后四个月之后购买了第一套仙霞路的房产,190万买进,产权登记为双方共有,两个月后以220万元卖出,卖出款全部存在被上诉人的个人账户上。那么,被上诉人对这一次房产交易中所发生的赠与行为自始至终未持异议,应视为被上诉人认可了第一次房屋买卖中的赠与行为;据此,上诉人的个人财产110万元已包含在第二次购买房产时被上诉人汇入上诉人账户的480万中,需要予以认定并析出,第二次买房时,被上诉人实际赠与的购房款应当为305万元,而非480万。这是一审判决在资助款数额上的认定错误。

其次,本节事实涉及夫妻共有法律关系和遗产继承法律关系。共同共有关系是基于产生共同共有的共同关系的消灭而终止。例如:婚姻关系的消灭引起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关系的终止;家庭共同关系的解体引起家庭共有财产关系的终止;合伙关系的散伙引起合伙共有关系的终止;共同继承人对遗产的分割引起共同共有关系的终止等等。

被上诉人妻子死亡时,被上诉人与妻子的婚姻关系终止,被上诉人与妻子之间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关系终止,开始发生遗产继承关系。无论被上诉人的妻子死亡后是否对其遗产进行了分配,根据共有关系的法律特征,夫妻共有财产关系是基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关系的存在而存在。被上诉人和妻子之间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共有关系在妻子死亡时即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被上诉人对其妻子遗产发生的继承与被继承关系。且被上诉人妻子在201038日死亡,其继承人对其遗产是否进行了分配并未实际查明,即便事实上的确被上诉人妻子的遗产尚未分配,也不能当然的认定被上诉人所赠与的财产中包含了被上诉人妻子的遗产;即使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所赠与的财产中包含了被上诉人妻子的遗产,也不能武断推定被上诉人处分的自有份额部分和被上诉人可继承份额部分无效。

在一个关系赠与是否属于附条件赠与并要求撤销的案件中,如果法院认为可以依职权来认定赠与是否有效,而赠与法律关系又与可能存在的继承法律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法院不能也不应当回避前述问题,以一个未经查证的继承关系,武断地认定赠与行为全部无效。

这是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接下来,就是法院依法应当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赠与上诉人的购房款,是否属于被上诉人对个人财产的有效处分?如果不是,其中有多少属于被上诉人对自有财产份额的处分?还有多少属于被上诉人妻子的遗产份额?换句话说,有多少是有权处分的赠予,又有多少是无权处分的赠予?在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属于“擅自处分财产的赠与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财产权益”的情况下,本案第二笔赠予应当认定为有效;即便在查证了遗产继承法律关系且存在被上诉人擅自处分的情况下,也并非全部无效。

从常理上讲,被上诉人不可能将其全部财产,包括在其控制下的家庭全部财产赠予上诉人。根据了解,目前在被上诉人的个人账户上仍有200多万的存款,被上诉人拥有使用权的花园洋房实际价值巨大,具体数额要求法院依职权予以查明。

四、第三个争议焦点--仙霞路房产所得款中是否存在上诉人权益份额的问题。

首先,根据法庭调查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定的事实,该房产的购买发生在被上诉人妻子死亡之后。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妻子死亡时,被上诉人和其妻子的婚姻法律关系终止,夫妻共有关系基于婚姻法律关系的终止而终止。虽然此时被上诉人妻子的遗产尚未进行分配,但因为夫妻共有关系的终止,原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在其妻子死亡时在法律意义上已经进行了分割,即一半成为被上诉人的个人财产,一半成为被上诉人妻子的遗产,被上诉人妻子的遗产在未分割之前为全体继承人共有。据此,在被上诉人妻子死亡时,被上诉人和其妻子的原共有财产中的一半应视为被上诉人的个人财产。当时购买仙霞路房产的买入价为190万,即便不包括被上诉人和其妻子还可能存在的其他财产,仅仅根据案件的基本事实,代理人进行的简单计算,被上诉人在其个人账户上的存款金额大概是600多万,那么,190万远远没有超过其夫妻共同财产的1/2,应视为被上诉人有效处分的财产范围。因此,被上诉人购买该房产并赠与一半房产给上诉人的行为,在房产登记部门将房产权利人登记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共有时,应认定为有效赠与行为。

其次,该房产在卖出时的交易价格为220万,这一事实记录在一审第一次的法庭审理笔录中),那么,作为享有该房产一半权利的上诉人理应获得房屋所得款的一半,即110万元。在上诉人购买静安区房产时,被上诉人汇入上诉人账户中的480万中即包含了这110万属于上诉人的个人财产。

五、一审判决不依据案件证据认定事实,而全凭主观臆断,进而在错误臆断地基础上进行判决。

一审判决在随意违反了民事诉讼基本的程序性规定的同时,对应当查明的事实不做任何调查,在不对赠与性质进行调查的情况下随意妄下结论;完全将主观臆断等同于应当查明的法律事实,由一个主观臆断再推论出下一个主观臆断。

被上诉人以所谓上诉人接受赠与后不履行附条件赠予约定的条件为由,要求撤销赠与。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与理由进行审查,却先后简单臆断出了赠与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赠与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财产权益”的所谓结论,判决上诉人归还已经受领的赠与财产。

判决被上诉人赠与上诉人购车款无效,似乎是要保护合法的夫妻共同财产,但问题是,被上诉人未主张该笔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即使系争购车款经法庭查明确系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在没有权利人(或者称受害人),且本案当事人也未主张的情况,法院有何依据径行判决呢?

本案是被上诉人发动的撤销赠与之诉,被上诉人在妻子死后赠与上诉人的购房款,是全部属于被上诉人的个人财产,还是其中存在其他继承人可以继承的份额?如果存在其他继承人可以继承的份额,那么,除被上诉人之外,还有多少继承人?每位继承人可以析得多少?被上诉人可以析得多少?如果被上诉人确有擅自处理其他继承人的按份共有财产中的相关份额的行为,那么也只是部分无效;也就是说,赠予人对本属于自己的财产份额和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的处分有效,而对于其他继承人有权继承的份额的擅自处分无效。

法院如果一定要在一个撤销赠与之诉里径行对赠与是否无效进行判决,那么,我们认为,法律应当让其付出代价的应当是本案的被上诉人,如果你处分的仅仅是自身的财产权益和有权继承的份额,你的处分完全有效,你无权要求撤销赠与;如果你在处分自身财产权益的同时还擅自处分了其他继承人的继承份额,无效处分也仅仅是对其他继承人的继承份额的处分无效。

在司法实践中,合法继承人起诉主张赠与人擅自处分已死亡被继承人的财产份额无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赠与人对其他继承人享有的继承份额处分无效,认定对本属于赠与人的份额和可以由赠与人继承的份额的处分有效,这种案例更是屡见不鲜。也不时有配偶双方或者受到损害的配偶一方起诉要求受赠予方返还配偶一方擅自处分的财产,得到法院支持或者部分支持的案例。不久前,重庆等地法院出现了相类似的案例——六旬老汉赠与情人房产后后悔,遂和妻子作为共同原告要求情人返还,最终法院二审判决老汉赠与的房产中一半属于妻子份额的部分无效,老汉自己占有份额部分的处分有效。这样的判决在现实中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因为,在保护合法配偶一方权益的同时,应当受到教训的是擅自处分人,受赠与人的权利不应被任意地彻底剥夺。这样的判决,也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中相关条款的精神。

反之,本案的一审判决,举国上下,闻所未闻,不但没有任何积极的导向意义,而且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负面后果。因为,如果本案的判决最终生效并成为一种逻辑导向,那么,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本案的被上诉人,据他向上诉人所称自己有上千万的资产,他在妻子死后继续和上诉人恋爱同居,先因情所动而赠款购房,后因情不合就可以要求还款。照这样的判案逻辑,被上诉人今天高兴了送一个朋友一部手机、给朋友买件衣服,明天不高兴了就可以索回;被上诉人自己还没称赠与无效呢,法院就可以认定赠与完全无效,理由是被上诉人“妻子的遗产”尚未析出嘛。如果被上诉人长命百岁,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其妻子遗产仍未析出,那么,法律是否保护他继续玩类似于本案的赠予了又要索回,处分了又反悔的游戏??

由此可见,一审判决如果生效,必将导向出一个什么都可以“无效”的混乱世界,这样的结果,如何维护正常交易安全,如何维护受赠人的合法权益,又如何让擅自处分者受到教训?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案的基本事实非常清楚,一个80年出生的女孩子和一个29年出生的八旬老汉之间的感情纠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新闻。在本案一审材料中,我们看到了当事人之间长达至少三年,甚至是五年(对此双方说法不一)的感情交往,不论这一情感是否被社会接受,也不论在这一情感交往中的孰是孰非,我们今天要的应当是法律的审判,而不是伦理审判、道德审判;即使有必要作伦理和道德审判,可能被审判的也不只一个人。本案中,在双方长期的恋爱交往过程中,特别是被上诉人在妻子去世后,被上诉人基于两情相悦,又基于与上诉人存在长期恋爱交往的事实,自愿赠与被上诉人钱款且已实际交付,受赠人已受领,基本事实非常清楚。

代理人认为,这一赠与关系的成立首先是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实质要件的,即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其次,并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在没有证据证明本案系争赠与行为无效,也没有证据证明为附条件赠与的情况下,直接做出的一审判决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鉴于一审判决多处违反法定程序,且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全部诉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合议庭参考。

代理人: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

万文志  律师

陈红梅  律师

201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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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耀律所电话:400-600-1705  021-51028066

海耀律所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457A-D

 

责任编辑: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宋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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